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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新时代以来“温州模式”高质量转型发展为背景，对“千年商港·幸福温州”的道德文化发展脉络和道德动因机制做了历时性梳理和规律性揭示：勾勒了以永嘉学派“以利和义”思想为历史坐标的温州传统道德事功思想与近现代温州革命道德精神、当代温州人创业精神及新时代温州人精神之间的精神传承和义理发展关系，指出了温州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温州民营“资本”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之间的耦合互动机制是构成“温州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道德动因。“温州模式”的道德动力机制形成，体现了温州传统“以利和义”道德事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观之间的义理融合和现实应用，也体现了“两个结合”问题在温州的探索和实践。推进“温州模式”的道德动力机制研究，对于新时代温州创建“两个健康”先行区和“重要窗口”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对于我们了解整个“浙江模式”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也有一定的理论启示意义。

方德志，安徽舒城人，哲学博士，现为色婷婷综合久久久久中文“瓯江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迈阿密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2017—2018），主要从事当代中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比较与转化创新研究，提出“情”“实”统一学理路径探索“两个结合”问题，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青年基金等项目，在《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着《共情、关爱与正义：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孙武安，教授，博士生导师，色婷婷综合久久久久中文理论学科带头人，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温州大学研究基地主任，浙江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高校思政课影响力提名人物，从事高校思政课教学30余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在研重点1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及教学项目4项，已出版着作和教材等10多部。

温州历史、地理环境对温州人道德心理生成的影响

温州，古为瓯地，也称“东瓯”，唐朝时始称温州，简称“瓯”或“温”。温州地区生息绵长，建制悠久。根据考古记载，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前2500），就有先民在温州这片土地上劳动生息。夏商周时期，温州地属百越之东瓯。楚威王七年（前333），楚威王破越国，杀越王无彊，越部分族迁东瓯定居。因为越族文化迁入瓯地（温州），故现在的温州地理源头可称为“瓯越大地”，温州文化源头可称为“瓯越文化”。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划天下为三十六郡，温州地属闽中郡。西汉惠帝三年（前192），惠帝封越王勾践后裔驺摇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俗称东瓯国。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置永嘉郡，后世多以“永嘉”指称温州。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改置州，因气候温暖， “虽隆冬而恒燠（yù）”，故名“温州”。

温州地形多山杂水，气候温润。温州地处东南丘陵地带，境内多山，绵延横亘着雁荡、括苍、罗山、洞宫等诸山脉，由北到南分布着瓯江、飞云江、鳌江等叁大水系，俗称“七山二水一分田”。同时，东濒大海，整体地势自西向东呈梯状倾斜，向东海敞开。在以农业为经济之本的古代中国，相对于平原地区的一马平川、良田万顷，温州的地理条件可谓十分恶劣。虽然温州地理条件恶劣，但是因为靠海，境内多水系，故温州气候比较温润，所以温州也被称为“温润之州”。温润的气候和环绕的山地孕育出了温州人民坚韧而又温和的心理品质。

恶劣的地理条件塑造了温州人勤快的手脚和适应环境的韧性心理，也较早地开发了温州人的脑力。人们常说，温州人为了营商， “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温州人自古以来就把生计寄托于脑子、嘴巴和脚而非只是土地。由于耕地短缺，交通不便，让生活在温州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注重实际功利，因为如果连人的基本生存都不能保障，那么道德就成了伪道德。所以，南宋时期温州永嘉学派倡导“以利和义”道德事功思想，反映了温州的民生要求。

大自然对生命是公平的，天道与人道也是统一的。恶劣的自然环境会促进人们的四体勤劳和理智开发，从而培养出人的自主、自立、自强意识。并且，由于缺乏耕地，人们没有多余农产物可以储备，以便向他人展示自身存在的优越感，也没有多余的文化阶层来设计和传播等级思想，故而寒来暑往、雨淋日晒，人们多共同体验劳作，经历艰辛，没有安闲可能，每个人都要靠劳动实践和理智合作才能存活，每个人都在理智的劳动中成了自己生命的“主人”，于是人们慢慢地养成了民主、平等心理，不会产生寻租、压榨意识。相反，自然环境优渥的地方，人们的自然能力（生产力）也不会被自然地开发出来，人们依赖大自然的恩赐就像依赖母亲的乳汁，人的依赖心理比较强，并且人们往往利用农业优势，积蓄农田或耕地来向他人“寻租”，由此也就产生了优越感和等级心理。而且，自然环境优渥的地方，多为农业发达、人口稠密的地方，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为了“争食”而不得不生发理智。如果地处内陆，人们的视野无法向外开拓，这种理智就会促长人们的“内斗”心理，而非民主、合作心理。所以，在人类的农业社会，优渥的自然环境可以使一个地方孕育出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但人们的等级心理也深铸其中，缺乏合作互助、开拓创新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州人民所承受的环境劣势练就了温州人民在德行品质和文化心理上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民凭借从恶劣自然环境中养成的德行品质和文化心理优势，艰苦探索，抱团出击，创造了“温州模式”，彰显出“温州人精神”。经济学家钟朋荣曾将“温州人精神”概括为四句话：“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这个概括是比较契合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质的。当人们反思和追问“温州模式”及“温州人精神”之背后的道德义理时，我们首先要溯源的是永嘉学派“以利和义”思想。永嘉学派所倡导的“以利和义”思想，既是对南宋政权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反映，也是对古代温州人民生活、生产、生态环境的集中体现，它为现代温州人民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启蒙提供了一种历史定向。